资本主义的问题
资本主义有多少优点就有多少局限与不足，它缺失的是一个道德的基础或社会良知。尽管“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体系要求企业以财政、社会和环境的“三重底线”为追求目标，但资本主义体制的实质决定了企业不能将社会责任放在首位。当社会利益与股东利益发生冲突时，股东利益迟早会最终胜出。在传统商业中，企业对社会负责任就是对企业财务的不负责任。
在缺乏约束的资本主义中，富人越富，穷人越穷，强者处于支配地位而弱者受到排挤。当前这些关注穷人利益且抑制和管控资本主义的机制被证明是力度不够的。
- 政府——政府当然可以提供帮助。在许多发达国家中，民主制度和复杂的监管体系提供保护以应对环境污染、欺诈行为、有害产品和其他社会弊病。这些国家还拥有健全的基础设施用于信息流通和资本的交易，保障企业在公平的赛场上角逐。即便是在发达国家，欺诈和剥削也时有发生。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些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举例来说，如果将全世界的人口都聚集到美国，其人口密度依然低于孟加拉国。孟加拉国在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治理贫困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任重道远。总体而言，政府在官僚主义、腐败现象、效率低下以及强大利益集团的操控下往往束手无策。单靠政府的力量是无法解决贫困问题的。
- 非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是世界上富人们慷慨捐赠的渠道。他们做了许多善事。不过，慈善不足以解决疾病、饥荒、环境恶化和无家可归等问题。慈善是有限度的，而且通常在经济困难的时期捐赠也停止了，而这恰恰是穷人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 多边组织——区域发展银行、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等多边机构致力于消除贫困并推动经济发展。但是，这些多边机构却吸收了政府和非营利性组织两者的不足。他们如政府一样的官僚主义和利己主义，像非营利性组织一样资金不足和缺乏稳定性。
- 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实际上是“不去危害人类和地球（除非意味着牺牲利润）”，第二种形式是“做有利于人类和地球的事（只要不牺牲利润）”。两种形式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企业最终要对投资者的要求负责。资本主义是不允许任何企业将投资者利益放在第二或者第三的位置上。所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双重或是三重底线具有误导性。一个底线，即回报投资者，永远占上峰。
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既不是政府，也不是慈善组织或是多边机构。事实上，从组织形式来看，社会企业和营利性企业非常相似。社会企业雇用员工，生产并销售产品和服务。不过，其潜在的经营动机不是赚钱，而是提供社会福利。
“放任自流的市场无法解决社会问题，相反还有可能加剧贫困、疾病、污染、腐败、社会不安和贫富差距等问题。”
社会企业不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其产品或服务。这是社会企业与非营利性组织的主要区别。社会企业要赚钱。但他们的利润不会分配给投资者。社会企业将利润再投入于进一步发展，以使更多人获益。
与所有企业一样，社会企业也有投资者。但社会企业的投资者不期望高额的回报。社会企业仅承诺投资者可以收回投资。社会企业有以下两种类型：
- 企业关注提供社会福利而并非赚取利润——这类企业的投资者希望对社会有所助益而不是得到最大化的回报。
-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利润所有者是穷人——这类企业提供的社会福利包括将利润回馈给穷人，用于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主流的自由市场理论一直受困于‘概念性错误’，即对人性本质的错误理解。”
社会企业的投资者可能包括基金会、多边机构、政府甚至是那些致力于改善社会的营利性企业。事实上，法国的达能集团就在孟加拉国参与建立了这样一家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在历史上已有先例。在工人们无法支付许多工厂业主开设的“共同商店”的债务的年代，（注：当时的雇主不支付工人工资，工人只能在公司所属商店使用票据购买生活用品，商店被称为“共同商店”，而这类商店的商品价格往往很高。）罗伯特·欧文（1771-1858）开设了名为合作商店，出售价格仅略高于成本的商品。这些商店是最早出现的合作型零售企业。许多这样的合作形式至今依然存在。
格拉明乡村银行
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发现，在他的国家无论穷人们如何努力工作，却依然贫困：穷人们无法逃脱放债人的魔爪。一次他从一位靠编织竹凳过活的农村妇女处得知，她所借来用于购买竹篾等原材料的一小笔钱，每天的利率就高达10%，而且还是复利。此外，放债人借钱的条件是这位妇女只能把竹凳按他规定的价格出售给他。
“为了吸引投资者，我提议建立一个独立的股票市场，可以称作社会股票市场，仅供社会企业进行上市交易。”
尤努斯调查了村里其他的妇女，发现她们的借款总额是856塔卡（孟加拉国货币），折合27美元。尤努斯为她们付清了欠款，并开始着手建立一种机制，使她们能够摆脱放债人的控制。传统的银行不相信贫穷妇女的良好信用。尤努斯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式的银行来为穷人服务。首先他需要改革孟加拉国的银行法律。在他的不懈游说下，最终银行通过必要的新法，他在1983年成立了格拉明乡村银行。
格拉明乡村银行贷款给那些穷人中的穷人。自成立以来，贷款金额达到了60亿美元，偿还率达到98.6%。像其他银行一样，格拉明乡村银行是营利性质的；事实上，银行仅在1983年、1991年和1992年出现过亏损。格拉明乡村银行已经帮助了将近2/3的借款人脱离贫困。此外，银行还催生了一系列的企业，包括：
- 格拉明信托——创立小额信贷，或是小额金融，机构遍布全球，采取建设—经营—转让的运作模式。
- 格拉明方格棉布制品公司——提供棉布设计和销售方面的支持，鼓励孟加拉国手工纺织业的发展。
- 格拉明基金——为格拉明模式的新企业提供风险投资。
- 格拉明渔业与畜牧业——支持水产和牲畜养殖项目，从而为贫困妇女提供收入来源。
- 格拉明教育——提供津贴使穷人家的孩子能够上学，否则这些家庭会让孩子辍学去工作或是乞讨。
- 格拉明电信——为孟加拉国的穷人提供电信服务，将手机免费提供给“电话妇女”，再由她们将服务推销给其他村民。
格拉明还参与到再生能源、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福利等项目中。
达能集团
格拉明和达能集团的合作想法来自2005年间，尤努斯与达能集团董事长兼CEO佛兰克·里布的一次会面。里布向尤努斯提到，他的家族致力于“社会创新和进步”的传统由来已久，并且他希望找到能为穷人提供食物的方式。尤努斯提议成立一家合资企业，为孟加拉国贫困儿童生产价格低廉的强化酸奶，从而帮助改善儿童营养不良的状况。合资企业采取的是社会企业的模式进行产品销售，所获利润并非用来给投资者分红，而是再投资用于企业的发展。
“对抗贫困的最佳方式就是给予贫困的妇女以尊严并让她们自食其力。”
在尤努斯和里布见面的几周后，达能集团派小组到孟加拉国具体探讨产品设计、生产、供应链、配送和定价等问题。当时在孟加拉国酸奶已经是很受欢迎的食品了，但装在陶罐中出售，价格仍对穷人来说太贵了。
达能集团的常规做法在这里遇到了挑战。比如，达能通常修建一个大型工厂来满足一个区域市场的需求。然而，尤努斯竭力主张建立小规模的工厂并从当地农户购买牛奶，这些农户中的很多人都是通过格拉明银行的贷款才得以购买第一头奶牛的。创建小工厂对于跨国企业的工业设计部门来说可谓是新鲜事物，但他们发现，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一个小工厂的运营可以像一个大工厂一样，同样具有经济效益。
酸奶冷藏是达能遇到的另一个挑战。达能的做法是让酸奶从生产出来直到销售点都保持冷藏状态，但大多数购买和销售酸奶的村民们连电都没有。所以，快速配送至关重要。酸奶要在生产后的48小时之内食用。达能开发的配送系统于是采取雇佣“格拉明妇女”的方式，而她们都是从格拉明银行贷款的农村妇女。
为确定产品的口味和企业标识，合资企业进行了市场分析。标识由格拉明红绿房屋的标识、达能的蓝色字体拼写以及一个狮子的图案所组成。由于里布是足球明星齐达内的好朋友，齐达内在孟加拉国也极受欢迎，于是齐达内欣然受邀来到孟加拉国为新产品的宣传做形象代言人。
公司正在寻找改善产品包装的方式，希望能用环保的甚至是可食用的容器来替代小型的塑料杯。
终结贫困
贫困的终结指日可待。穷人受穷不是因为他们品格缺陷或是不愿努力工作。他们受穷是因为机构和制度是为富人服务，而不是帮助穷人。因为孟加拉国的穷人不能从银行获得贷款，他们便成为了放债人的债务奴隶。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企业为穷人付出没有任何的鼓励，而对于企业剥削穷人倒是有极大的热忱。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也许很享受他们现在的奢华生活。但是······为维持这种生活方式，因环境的破坏和武力冲突而付出的巨大的代价，他们愿意承受多少呢？”
一些偏见，比如贫穷的借款人无力偿还贷款的观点总是阻碍商业人士勇于挑战传统。格拉明银行和格拉明达能的经验表明，赢利企业的结构和方式完全可以应用在以实现社会福利为目标的商业活动中。
另一个例子更加佐证了这一点，比如，信息技术能够成为民主化和帮助穷人脱贫的巨大力量。信息技术能够帮助身处偏远乡村的农民了解大型市场的商品售价，这样他们就不再必须接受当地中间商的盘剥，从而能够不接受低定价并及时讨价还价。目前，使用信息技术仍需要一定的读写能力和培训，你还需要流利地掌握一门主要语言，如英语或是中文。不过，工程师有可能设计出有关软件系统，不需要使用者掌握读写能力或是一门主要语言也可以使用。
“如果我们没有达到目标，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心去做，我们对心理上的局限听之任之，从而妨碍了我们去争取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
社会企业能将这些创新想法从梦想变成现实，从而消除贫困惠及全世界。社会企业为了社会的福利而强调谨慎开发，能够在取得发展的同时而不破坏环境。也许有一天人们得走进博物馆去了解历史上的贫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