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港
1997年1月的苏黎世，瑞士一家大银行的守夜警卫克里斯多弗·梅利（Christoph Meili）在垃圾桶里发现了大量“二战”时期的银行资料。这些即将被销毁的文件是美国政府起诉当时瑞士最大的银行——瑞士联合银行（UBS）的重要证据，此案的焦点是“二战”大屠杀时期受害人（据称）的资产偿还问题。在国际上，这一案件以及其他几场大张旗鼓的论战，把瑞士各家银行及其引以为豪的客户信息保密机制送上了电椅。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货币管理公司，这些银行掌握着世界上最富有人群离岸资产的最大份额。然而现在，瑞士籍银行需要为它们的运营方式加以辩护了，因为正是这些方式于几十年前成就了它们的存在理由和竞争优势：客户信息保密机制。国际恐怖主义、电子资金转账和政治腐败正威胁着瑞士银行界为富人——无论知名与否——创造的安逸乐土。当然，有些瑞士人把最近瑞士银行界遭受的责难看作是对瑞士主权的攻击，毕竟，瑞士银行界的做法对错与否，谁才有发言权：是瑞士，还是世界？
“据一般估计，全球个人离岸资产的三分之一都在瑞士银行的管理之下。”
瑞士以银行保密机制著称于世，当然还有它的中立国身份、巧克力和手表。然而，无数的侦探片和惊悚片都夸大了这个著名的保密性，不具名账户当然存在，但每一个账户都附带一个可识别的名字、地址或其他数据，虽然只有少数银行职员才会知晓。这类客户之所以偏爱瑞士，把它当作保险柜，是出于税收、诉讼、政治动荡或其他类似的原因。在所有的金融交易中，瑞士人都会严格遵守“了解客户”（KYC， Know Your Client）的规定——这与世界上其他地方无异，那么瑞士是怎样得到“保密程度最严的私人资产避难所”这个名声的呢？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瑞士一直把个人自由与财务隐私列为银行规定的重中之重。1934年，瑞士批准了《银行法》（Bank Act），禁止银行或银行员工透露客户任何信息。而纳粹分子也刚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强迫德国各大银行把金融数据上交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管理，如此一来，他们就能没收犹太人的资产。瑞士人自然知道犹太人的流亡资金正在流入瑞士，为了保护纳粹统治下的银行和国民免遭其迫害，瑞士将透露金融资料定为一项可判入狱的重罪。1937年，瑞士在修订《瑞士联邦刑法》时，增加了“为外国个人、实体或政府效力的经济间谍罪”一条，但考虑到当时的状况——试图保护本国和所有金融数据免遭纳粹的侵犯，瑞士把“客户信息保密”条例通过立法的形式纳入银行系统，此做法是独一无二的。
“正是因为（瑞士奶酪）这些气泡的存在，令其能够完美地比喻银行保密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
随着世界各地的一代又一代富人望族把金钱、商业资产、公益信托、艺术收藏和子女的大学基金存放到瑞士各家银行，瑞士作为一个安全可靠的金融中心的声誉日渐响亮。客户手握瑞士账号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财富免受无缘由的法律威胁，也是为了给子孙后代累积遗产。就在银行为家庭理财需求而设立的专享办公室里，私人银行职员为很多客户提供了便利。然而，尽管银行保密机制允许那些知名客户享受瑞士特色的服务，但与此同时，这一制度也为那些动机不纯的秘密人物提供了庇护。
过去这些年来，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变革，瑞士的银行业务操作不仅反映了这些变化，而且超出了这些变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内部交易从曾是巨额融资不可避免的形式变成了一种犯罪，瑞士随即修订了相关法律，将之界定为犯罪行为。早在“9·11”事件、恐怖袭击和《美国爱国者法案》（U.S. Patriot Act）出台之前，瑞士就已经宣布“洗钱”是非法行为。然而当时瑞士的客户保密机制，尽管有了松动，仍然是严格的。
基亚索事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意大利国内政治动乱，意大利共产党似乎已经稳稳地将政权收入囊中。惶惶不安的意大利富人纷纷聚集到了瑞士边境小镇基亚索（Chiasso），在那里，愿意出手相助的银行管理人员协助这些人把他们的意大利里拉非法转移到了瑞士，他们还帮助顾客创建了总部设在列支敦士登的控股公司，用来秘密遣返那些资金。然而，里拉的贬值迫使这些瑞士银行家不得不为意大利客户的存款缴纳保证金，致使监管机构破获了这些秘密交易。随即一些银行职员锒铛入狱，“瑞士银行家协会”迅速做出回应，公布“尽职调查规定”（Code of Due Diligence），即对商业行为进行自我监督的指导性规定，其中包括对客户类型予以分级的相关政策，旨在保护客户身份的同时禁止非法转账行为。
马科斯大溃败
1986年，菲律宾独裁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遭罢黜之后逃离本国，身后留下诸多文件揭露了他在各地银行的巨额存款，其中就包括瑞士的两大银行——瑞士银行和瑞士信贷。调查人员很快便表明了立场，认为这大约5亿美元的资金并不是马科斯家族的合法资产，而是马科斯几十年来政治腐败的非法所得。菲律宾政府与美国的一个起诉团体共同提起法律诉讼，以追回这些资产。这一案件引发了长年累月的激烈诉讼、调停失败以及负面效应的公众审查，瑞士的私人银行业为此备受动摇。直到那时，很多政治领导人，无论正人君子，还是贪官污吏，都已经把资产存到了瑞士的银行以避人耳目，银行业内从来不曾为此操心烦恼过。然而，为了弥补马科斯事件造成的名誉损害并防止将来发生各种溃堤事件，瑞士各家银行开始在接纳“知名政界人士”（PEPs， politically exposed persons）作为客户之前，都会更为审慎地对之进行筛选。
大屠杀资产索赔案
没过多久，瑞士银行界再度遭遇一场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公共关系的噩梦，当时瑞士政府一纸公文，命令各家银行将属于已知“二战”大屠杀受害者的账户资产悉数转账到瑞士央行，之后再由央行将款项汇到以色列。这一举措一直无人质疑，直到1996年，美国参议院为大屠杀时期的难民家属提出对瑞士休眠账户资产的索赔要求。尽管很多国家的银行都会在十年之后将“停滞账户”上交中央银行，然而，瑞士各家银行却无限期地持有那些未使用账户。“二战”期间，很多犹太账户持有人为做最坏的打算，专门为自己的资产签订了委任书，即使委托人死亡，这些委任书在瑞士依然有效。因此，当纽约法庭以追还约200亿美元资产的名义，将瑞士方面告上法庭时，瑞士银行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尽管有关匿名银行的描述只能在小说里找到······但不具名账户的确存在。”
守夜警卫克里斯多弗·梅利1997年在垃圾堆里发现的证据，引发了一场瑞士银行界的丑闻风暴。问题的解决包括偿还犹太家属的12.5亿美元的欠款，导致大约21000个开户名的曝光，这也是瑞士银行史上首次公布客户的身份姓名。
逃税抑或骗税？
直到2009年，国外存款人还常常把资产存放在瑞士的银行账户里，从而减少在本国的纳税数额，同时也使本国政府对这些逃税人的诉讼变得冗长，而且往往十分艰巨。与大多数主权国家不同，瑞士对逃税和骗税做了区分，此前瑞士的法律并不把逃税界定为犯罪，尽管骗税是非法的，但瑞士的法律并不会要求相关部门向存款人所在国的司法机构提供数据，除非该国能够拿出诈骗证据。与美国、加拿大和欧盟银行不同， 瑞士各家银行和税务当局之间并不共享客户资产信息，瑞士政府没有建立任何有关投资收入的中央数据库，正是这些不甚严格的避税法律和中央记录的缺失，吸引了一大批外国人成为瑞士的银行客户。多年以来，其他国家早就对此耿耿于怀。有的国家偶尔会设法采取返还税金的方式，例如，意大利定期推行税收特赦政策，已经为本国银行吸引并回收了多达几十亿美元的资金。
“银行再也无法按照古罗马‘价值永恒pecunia non olet’（金钱无铜臭）的公理做生意了。”
近年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与八国集团（G-8，Group of Eight）的各成员国，都把更系统化地惩治偷税骗税人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因此开始向瑞士施压。此前，列支敦士登某银行的一位技术人员因心存不满而把银行客户的机密信息卖给了德国当局，可谓为这场追逐推波助澜，德方立即宣布在调查本国逃税人员的过程中，他们可以正当合法地利用这些信息。尽管那位心存不满的银行工作人员拿到信息的方式并不合法，但这却令其他国家勇气大增，纷纷加大力度寻求本国可能逃税者设在瑞士银行的客户信息。美国国税局在惩罚伊戈尔·奥伦尼科夫这位地产投资大亨时丝毫没有手软，调查人员在奥伦尼科夫家中搜查到了他在瑞士联合银行的账户罪证。奥伦尼科夫的瑞银客户顾问布拉德利·博肯斐尔德，把私人银行这一概念推升到了极致，他承认曾把客户的钻石藏在牙膏里携带出境。
“鉴于瑞士联合银行在······国内财富管理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美国再也无法对该银行与美国公民进行的离岸交易坐视不理了。”
从奥伦尼科夫和博肯斐尔德口中得来的信息以及从列支敦士登非法获取的信息，促使美国政府加紧追查瑞银有意协助美国客户逃避本国纳税义务的案件。这些调查导致其他几位资深银行家遭到拘留和控告，当时还可能会导致瑞银因欺诈美国而陷入多场刑事控诉，这一动作甚至可能威胁到瑞银的生死存亡。讼案的司法判决迫使瑞银向美方提供4500位美国客户的资料，并中止为美国客户提供离岸账户服务。美国调查人员获取的数据显示，瑞士其他大型银行也牵扯在内，迫使瑞士当局迅速做出回应，解决这一问题。结果，原本和睦相处的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即使是最高层的外交家，也要站在公共立场思考问题。两国之间的争端对瑞士作为“美国与伊朗这类国家的中间枢纽地位”造成了威胁。
“除了中立国地位，无论从法律还是政治意义上讲，瑞士几乎没什么资本，能让它在国际社会上有所作为。”
瑞银事件之后，瑞士与其他多国就税收协议进行了重新谈判，致使它允许别国政府调查该国人员利用瑞士账号逃税漏税的行为。2009年，瑞士与美国签订了一份新的税收协议，授予美国官员该项权利，前提是他们的调查理由足够充分。
后话
瑞士希望本着对全世界负责任的态度，抗击国际上逃税骗税、资产逃匿的行为。作为一个只有700万人口的国家，因为没有足以支撑国民经济的自然资源，瑞士非常依赖它的银行业及国际资本和雇佣市场。瑞士处在欧盟国家的环绕之中，既不是欧盟成员国，也极不情愿参与到地缘政治集团中去，例如，直到2002年，它才加入联合国，因此，瑞士必须在现代世界为自己开拓一席之地。瑞士作为永久中立国的历史恰如其分地强调了其外交地位。尽管避免了战乱纷争，瑞士在调停国际争端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在这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瑞士希望为本国在国际舞台上打造一个更加积极的地位，外交部长甚至提出了瑞士加入“二十国集团”（G-20）的可能性。
“银行保密制度不再作为瑞士的一项发明了······手表也一样。”
既然离岸客户不能再利用瑞士私人银行逃税避税了，那么瑞士私人银行业的出路何在？小型金融机构可能需要与瑞士或外国的大型银行联合，才能生存下去。作为世界上最现代、最有效、最专业的银行，瑞士大型银行的业务辐射全球，与美国、亚洲及欧盟同行在各个业务领域竞争，并占尽上风。优化服务水平、提高产品质量、保障安全与风险管理、维持本土与世界各地分行业绩将能保证银行持续盈利。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亚洲制造的廉价手表向瑞士手表业的垄断地位发起了挑战。廉价的进口产品致使瑞士丧失了很多就业机会，不少手表制造商关门大吉。所幸的是，斯沃琪（Swatch）拯救了“濒临灭绝”的瑞士手表业，到了八十年代，因其独创的设计、稳健的策略以及新颖的创意，斯沃琪手表戴在了每一个时尚人士的手腕上。同样的战略也应该移植到金融服务中去，从而保住瑞士银行界在全球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