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才能走出现在的困境？
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诱因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对于此次经济危机诱因和走出危机的方法却是见解不一、见仁见智。许多人都试图从过去寻找答案，于是他们又开始研究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的经济思想。而在此之前，凯恩斯虽然鼎鼎大名，但是人们对于凯恩斯的认识却流于肤浅，人们只知道他是最初的刺激性支出和政府宏观调控的鼓吹者之一，然而，如此的解释恰恰忽略了凯恩斯经济哲学的复杂性。实际上，他所生活的时代发生了许多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这些重大事件赋予了他灵感，让他萌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学思想。资本主义系统的和谐运行成为了他的目标，这就要求政府的调控之手来驯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野蛮之处。凡是认为世界性的自由市场从2007年开始瓦解，并有将持续到2008年趋势的主要观点，都包括：
- “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直至2005年，美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对于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政府扩大信贷额度，商业信贷者将房地产抵押贷款贷给次级债务人。当房价上涨时，人们就开始进行透支性贷款，结果，上涨的利率令气球爆裂，违约的次级债成了“摧垮银行的致命子弹”。
- “金融创新”——证券化的热潮源自于自由化。对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the Glass-Steagall Act）的倒行逆施使得商业银行变身为投资银行。政府部门并没有针对难以预测的信贷违约立法，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将银行的杠杆比率提高了两倍。沃伦·巴菲特在2002年就预言金融衍生品将成为“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
- “银行危机”——遭受重重围堵的银行资产和严重缺乏的流动性导致了全球的银行恐慌。2007年，诺森罗克（Northern Rock）在英国的一家银行遭遇了100多年以来的第一次挤兑，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的轰然倒塌和AIG的重创迅速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反应。7000亿美元的困境资产救济项目只是美国和欧洲各国众多巨额支出项目之一。
- “商品价格崩溃”——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预期使得物价上涨到历史新高。但是，经济危机突然削减了大量需求，使得物价暴跌，严重威胁出口导向型的国家。
- “股市崩盘”——银行危机和物价暴跌使得世界各国的股市崩盘，其中受创最严重的是俄罗斯的RTS股指，下跌了80%；次之是日本的日经指数，下跌了42%。
- “实体经济崩溃”——在次贷危机之前，人们的财富都是虚拟化的——如股票和房契。当虚拟经济崩溃之后，消费随之下降，企业裁员，至此，经济衰退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此次甚嚣尘上的经济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向着合理、公平和优质的方向调整经济生活的绝佳机会。”
导致这一系列崩溃的背后原因在于自由市场思想的失败，自由市场思想发轫于罗纳德·里根总统和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执政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自由市场思想主张回归到能够在理论上指导自由市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现在的经济思想主要分为两派：“咸水派”和“淡水派”，两派对于政府是否应当参与经济问题的解决持不同的意见：
- 咸水派——这一学派主要来自东西海岸。这一学派将自己视为“新凯恩斯主义者”，他们认为市场的自我调整和适应是不及时的，时间上的滞后带来不稳定性，因此未来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未来是不能够靠计量和预测的。他们相信当市场遭受冲击且不能够尽快自我调整时，就需要政府的财政政策发挥作用。他们与淡水派纷争的实质是短期与长期的问题，凯恩斯从来没有完全接受这一区别，他说过一句名言：“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亡。”
- 淡水派——这一学派的阵地是芝加哥大学，主力是芝加哥大学的自由市场或称为“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自由市场最有效，政府干预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会阻碍自由市场的平稳运行。他们相信通过数学模型和数量分析，对过去进行剖析和对未来进行预测，是可以看得见未来的。他们的模型假设市场中的每一个个体总是能够获得完全而对称的信息，市场能够在瞬间摆脱不平衡，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是理性的。
“新凯恩斯主义者将常识置于逻辑之上，而淡水派则将逻辑置于常识之上。”
淡水派经济学家们所珍视的三种理论主宰了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学：
- “理性预期假设”——如果商品的价值和工资都能够随着市场的供需变化而自由变化，而且每个人都对这些变化——包括未来事件——有实时的完全的把握，那么市场要素（劳动力、资本、价格、工资）就能够立即调整。因为市场本身最清楚市场，所以政府的干预、调控和刺激性支出等政策只会使得危机雪上加霜。大体来看，在一定的随机误差范围内，市场的表现确实与模型相符。
- “实体经济周期理论”——市场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调整，但是有些要素的调整速度较快，而另一些要素的调整速度相对较慢。这就会导致经济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循环。
- “有效金融市场理论”——因为所有的数据对于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是公开的，金融工具的价格已经包含了所有的信息，这也解释了金融工具的风险。数量分析可以确定正确的风险状况，并且通过解释任意金融资产的价格来对将来进行预测。
“所谓的‘有效市场理论’应该被去年（2008)的金融危机批驳得哑口无言、体无完肤才对。”
这些理论认为投资者可以对风险进行评估和定价，就像保险公司可以对于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风险进行定价一样。问题在于，保险精算师对于人的寿命和财产要求的估计是成熟而直白的，但是新兴的衍生产品和资产担保债权则不然，后者的定价是基于相关资产的。2007年市场失控时空前的市场波动再次证明了未来是不可预测的——凯恩斯真的正确吗？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凯恩斯可能没有预测到此次金融危机，但是如果他能了解到过去30年自由放任的金融政策，他一定不会吃惊。他经历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衰落和爱德华七世时代英国的哲学和政治变化。他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波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交往，加入了附庸风雅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团体。他的夫人——芭蕾舞演员莉迪亚·罗泊科娃（Lydia Lopokova）——认为她的丈夫不仅仅是一名经济学家。在凯恩斯的经济学作品中总是能够看到心理学、美学和道德观的影子。
“经济模型的失败······并不在于数据的有限性：失败的最终原因在于模型的不适用。”
凯恩斯认为财富的意义超越了它本身，他认为财富能够让生活更加明智、惬意和优质。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时期，他是一名公务员，但同时也给自己和他的投资者管理着资产。他任职英格兰银行主管的那段工作经历开启了他对于政策的思考，从他的投资生涯来看，他就像是20世纪早期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或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他的实际工作经历给了他撰写学术著作和论文的灵感，他的学术论文总是渗透着他的市场经验和政治生涯的信誉。他反对在描述货币行为时对于数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过度依赖，因为他认为未来是不确定的，任何想要对未来的价格、薪资水平和经济事件进行数量化的企图都是有缺陷的。
“凯恩斯的道德理念使他追求理想；他的政治理念则指引他走向中庸。”
1919年，凯恩斯开始为他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团体的朋友们经营类似“对冲基金”的金融产品，并在“浮动通货”市场投资。到1946年他去世之前，他赚了好几百万，但是有三次都差点灰飞烟灭。他在货币和商品市场投机，并进行股票和债券的交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大萧条之后的心理恐慌差点让他血本无归，但这告诉他，想要战胜经济周期是不可能的。他成了长期投资者，他发现了金融危机中市场暴跌的矛盾性：每个人卖掉资产都是为了保值，但是大家都想变卖资产时，资产的价格反而变得更低。“物价的下降会损害企业家的利益。”他写道，“因此对于价格下降的恐惧导致他们通过减少操作次数来保护自己。”1931年，他建议自己担任顾问的保险公司不要卖掉股票，像巴菲特一样，他相信在熊市买进，采取与多数投资者相反的做法，并且对于公众保持一种责任感。
凯恩斯经济学
想要理解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必须首先理解凯恩斯经济学的几个基本信条：
- “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凯恩斯经济思想的核心，正是由于不确定性，人们才选择持有现金，投资的价值才会改变，存款数量才不会总是随着利率发生变化。货币不仅仅是用于消费的，它也是一种未来价值的储存媒介。但是由于未来是不可知的，所以存款和投资都面临着不可确定的波动性和风险。
- “计量经济学的局限性”——凯恩斯不赞成使用统计学去描述经济学事件，因为世界是瞬息万变的，而数学模型所依赖的参数是无法证明的，经济学问题的原因往往是不能够数量化的，抽象的概念并不适应数量分析。统计学仅仅适用于对于简单化、具体化关系的理解。
- “有效需求”——人们既有消费的需求（稳定的需求），也有投资的需求（不稳定的需求）。存的钱越多，花的钱就越少，而这会对商业造成负面的影响并导致失业。是消费，而不是储蓄······能创造产出和就业机会。
- “投资的动机”——投资事实上是对不可知未来的一种赌博，股市通过提供价格明确的流动性以及为公司提供资本来减少这种不可知性。人们在市场上投资的目的是在保障流动性的同时获得一定的收益，但是市场本身恰恰容易受到投机商和不确定性的攻击。
- “利率”——凯恩斯认为利率来源于对于流动性的需求，而不是受供求关系的支配。流动性越高，利率就越高。因此，经济危机中当人们需要低利率的时候，偏偏利率是高的。
- “结论”——凯恩斯的政策建议是“不要吝惜支出，但要花到明智的地方”。他认为，政府应该适当支出以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转，这样才能够维持私人投资的稳定性，并使得企业有足够资金来不断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他的高见是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来维持高就业率。
“思想、知识、艺术、人情、旅行——这些东西在本质上是不分国界的。但是如果产品在国内生产起来方便的话就尽量在国内生产，而且金融首先不应该被国际化。”——凯恩斯
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统治了“二战”后的经济政策，每个国家都刻意避免重犯大萧条中的错误。布雷顿森林体系（The Bretton Woods system）正是基于凯恩斯的理论建立的，那就是：国家的稳定有赖于强大的政府支撑。在20世纪80年代，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替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前者提倡自由市场、无政府干预或少量政府干预。比较这两种体系发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经济增长率更高、失业率更低、经济波动性更小、贫富差距更小。
凯恩斯可能会做什么？
2007—2009年的市场崩溃之后，人们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当代文化的道德性受到了质疑，其标志就是金融危机体现出的“公共机构、学术界和道德领域的”失败。凯恩斯认为经济生活的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存质量，这不仅仅是指物质生活质量，还包括给人们更多的安全感和心灵平静。如果资本主义的唯一目标是让每个人变得更加富裕的话，那么经济危机显然是这其中不和谐的音符，同时也暗示着资本主义可能并不是最佳的发展道路。环境破坏、民族退化、无人性的公司文化、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代价。
“凯恩斯不仅仅是为了战争中生存，在构建世界秩序的和平，年代我们依然需要他。”
凯恩斯是一名资本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他认为资本主义是消除贫困、创造财富的最理想体系。他支持私人财产，但是他也主张对于过度增长的必要道德的约束。他提倡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伙伴关系，这样才能够制衡为了赚钱而赚钱的趋势，以促进人类的进步。这就意味着公共政策有责任降低金融活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展望未来，回首凯恩斯曾经提出的“恢复与改革”的区别是值得借鉴的。短期的恢复指的是利用更多的公共支出来挽回世界需求不振的颓势。而改革则需要更多的时间，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引进新的观念来避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