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主义：昨天和今天
全球主义认为开展国际贸易有益于个人和全人类福祉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产生比民族国家概念的出现还早。当今，分析家们指责不受任何国家监管的全球性大规模资本流动导致了市场震荡、货币崩溃和经济不平等。当代的全球化评论家认为，超国家的经济市场已经取代了国家主权本身。
全球化的支持者们极力宣扬，全球化可以为社会创造最佳产出的技术能力，包括前所未有的促进人际交流和连接世界信息枢纽的能力。这一有关全球主义的正面观点与约翰·斯图亚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早期观点相类似，而这又反过来体现了古代历史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于公元前322年逝世后不久，全球化的概念及其产生的必要元素，即商业便诞生了。与希腊人关于个人是国家中的一分子的观点大相径庭的是，斯托格学派（The Stoics）认为个人的固有价值并非由其头衔和角色所体现。基于人类普遍理性的、而非各地域文化习俗的自然法则，主宰着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交往。罗马人采用的便是这种思维，它很好地适应了罗马帝国的对外贸易向海外扩张的需求。
“如果不是因为屡屡发生的毁灭性的国家金融危机，对于全球化的抵制不会像现在这样剧烈并得到广泛的响应。”
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大卫·休姆（David Hume）推动了自然法则的实际应用，他认识到贸易交换提供了社会法律体系的基础。自然法则的概念，也就是法律“是由法官发明而非由统治者制定的”，在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都得到了体现。
全球化的基础在于共同的自然法则，而这一法则是由自然的法律规则发展而来。以十二世纪的《商人习惯法》（Lex Mercatoria）——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由一系列独自发展而来并得到普遍认可的贸易规则和仲裁程序构成——为基础，“普通法”（common law）管辖着商人在陆地和海上进行的商品交换。随着欧洲商业阶级的壮大，新生的国家将普通法的条文纳入其司法系统。英国于1215年颁发的《大宪章》（Magna Carta）就吸纳了《商人习惯法》中的原则。很久之后，《美国统一商法典》（U.S. Uniform Commercial Code）也明确了一个观念，那就是：在美国，商业支配法律，而非法律支配商业。
“如今，经济主权已然成为了反全球化运动的战斗口号。”
商业贸易的力量塑造着国家间的行为，商业贸易不受某个国家的法律约束这一趋势还在继续。现在，90%的跨国贸易中都规定有民间的仲裁条款。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商业仲裁机构的数量翻了十倍，这显示了非政府法律的快速发展。以互换协定和期权合同的场外交易市场为例，这一规模在454万亿美元（名义价值）的市场却没有一个集中的交易场所，其管辖法律是一本32页厚的非官方文件，可以免费下载。
反全球主义者
反全球主义的论调由来已久，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十九世纪就提出了反对全球主义的观点。全球主义的批判者认为：
- “全球化侵犯了国家主权的利益” ——反对者指责全球化迫使主权国家放弃其主权，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欧盟（European Union）之类的国际组织的势力超越了单一国家。但是这一观点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几个世纪以来，单一国家也常常面临着其他单一国家的压力，比如债主国。
- “全球化侵蚀了各个国家的文化”——这一容易引起误解的观点的出发点是，所有国家的价值都是平等的、每个政府都是拥有主权的。
- “全球化导致世界失衡”——事实上，统计数据表明，在全球化之前，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早期，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的贫富差距就已经在逐步加大，而在1914年到1950年间，由于政府为抵制全球化而限制国际贸易和商业，这一贫富差距实际上是进一步扩大了。对个人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的发展，收入差距却逐渐缩小。
- “全球化摧毁了国家”——这一观点认为，全球化将自由市场概念引入多民族国家后会导致社会动荡。这一观点的错误在于混淆了全球化和这些国家缺乏民主的现象。
- “全球化的好处仅存在于理论中”——来自自由贸易的益处多不为人关注，而由于经济生产的外包导致的失业却是显而易见的。支持全球化的观点并不像反对它的观点那样证据明确。
全球化中的货币和黄金
货币在大约2500年前作为一种交易媒介被发明，其材质有铜、金、银、青铜和铁。金融暴政比政治暴政更加严重，因为在金融暴政中，统治者控制了原料矿和造币厂。诸如古罗马的尼禄（Nero）暴君，就曾发现他们可以通过利用普通金币或削减金币的重量来稀释金币价值，进而减少债务、增加收入。另外，伪造货币和价格变动，以及货币的供需变化都会导致汇率的剧烈波动，最终引起通货膨胀和货币不稳定。
“商业贸易的概念比国家还要古老，实际上，贸易比农业本身都还要古老。”
为了消除混乱，政府将他们的货币与单一的某种商品挂起钩来，这种商品通常是黄金。1816年，英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采用金本位的国家，大约在同一时间，英国采取了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政府将流通中的货币量限制在金币或者金币证明的数量上，允许公民将他们自己的黄金交给政府以铸成金币，允许货币的自由出口。这样一来，政府就成为了货币的唯一来源，在公民认为政府滥用其货币权力时，英国政府允许公民将他们的金币再换回为黄金。黄金支撑的英镑成为了历史上的第一种世界货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也一直是世界的金融中心，英国的账户盈余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
德国于1871年采用了金本位制度，美国于1873年采用了金本位制度，世界各国实行的金本位制度赋予了政府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管理货币制造和货币回收的工具。虽然金本位制度并不是完美的，但在控制恶性通货膨胀和稳定物价方面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金本位制度也迫使各国放弃了一定的主权。
金本位的衰落
随着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早期的国际贸易的增长，金本位的致命缺陷暴露无遗：通货紧缩。1913年，物价比40年前的水平还要低。为了给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财力支持，英国发行了比其黄金储量更多的英镑，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英国推迟了货币的黄金兑换。那时，美国已经成为了债权国，掌握着世界上大部分的黄金储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经济的低迷更是给英镑雪上加霜，英镑将“第一世界货币”这把交椅交给了美元。
“合法性是政府稳定的基石，而统治者建立合法性的关键就是表现在对法律的尊重和执行法律的能力。”
金本位越来越难以为继，1922年，国际货币会议做出决议，创造了“黄金兑换标准”，可以用外国货币来替换中央银行中的黄金储备。每个国家，无论是存款国还是中央银行，都可以将货币也计入其各自的黄金储备，这样一来，每个国家就可以增加在国内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量了。政治纠纷使得这场“信用膨胀”变得纷繁复杂，各国现在可以充分行使其金融主权，因为它们现在已然不受严格的金本位标准的限制了。经济学家欧文·费舍（Irving Fisher）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M·Keynes）推动了“货币主权”的运动，作为各国保护自身不受其他国家的经济低迷影响的工具。
经济主权只有在少数国家行使时才有效果，如果每个国家都争相行使其经济主权的话，情况就会变得非常糟糕。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战争中的各国为了满足国内需求而大力发展起来的工业不能够在国际贸易中和睦竞争。各国并没有让这些工业优胜劣汰地消失，而是采取了严重的保护主义政策和高关税，这些举动都严重减少了进口，导致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贸易萎缩，许多专家认为这是大萧条的罪魁祸首之一。
“美元曾一度可以兑换贵金属的，但是在过去的四十年中，美元钞票却只能够兑换一分硬币、五分硬币、十分硬币和二十五分硬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44个国家参与了布雷顿森林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解决贸易争端、国际资本流动和国家货币结构下的自由贸易问题。会议产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重新引入了新的金本位，不过这次是将黄金挂钩在美元之上，会议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监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施。然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在二十年代曾由金本位导致的同样问题又出现了，膨胀的货币储备意味着信用的扩张和通货膨胀。到了1971年，国外的黄金需求超过了美国黄金储备的300%，美国并没有让美元贬值，而是不再将美元与黄金挂钩。直到1976年，世界主要货币开始逐渐脱离与黄金的挂钩，实行自由浮动。
“货币民族主义”
由于更加放宽了的国际贸易、更加低廉的运输费用和通讯费用，各个企业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生产、销售和运输产品。发展中国家为世界各国提供原材料和价格低廉的劳动力，美元和欧元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给其中央银行和政府保护本国货币的努力制造了很大困难。此外，币值不稳定也让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
“查尔斯·戴高乐曾经指出的美国‘过度特权’，是指美国可以印刷世界的储备货币，在未来，美国必须还要印刷更多的美元才能得以为继。”
每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都负责管理国内的货币供给，各国的中央银行发现国际资本的流动对其控制国内利率和汇率造成了不利影响。国内和国际货币市场的迥异状况导致了国内经济的财政波动，试图保护其货币的国家政府纷纷采取了货币民族主义的做法，想要通过设置资本壁垒来保护自己免受外来威胁。然而，随着世界越来越开放，封闭式的经济只能是一条死胡同。各国的实际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冰岛倾向于货币民族主义，结果吃尽了国际资本流动和通货膨胀的苦头，而厄瓜多尔、巴拿马和希腊等国家采用美元或者欧元作为自己的货币，因此没有出现类似冰岛的状况。
从历史角度来看，越来越大的国际贸易需求导致了黄金作为一种通用价值计量标准的出现，国际贸易和黄金都促进了全球化并削弱了国家主权。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取消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导致了一个国家两大经济政策支柱的分离，这两大经济政策的支柱分别是在全球范围内拓展的国际贸易和重新被纳入国家经济主权范畴的货币。全球化和货币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
重新审视美国主权
美国的债权国越来越多地抱怨美元的走弱，尤其是在大衰退之后，许多人都怀疑美元是否适合继续担当世界货币这一角色。但是世界各经济体变得日益密不可分，许多国家都处于选择货币民族主义还是自由化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的两难境地。两种选择都各有好处，但是这两种对立的体系必然孕育着经济和政治的冲突。美国既是世界法币的发行者也是其维护者，这令其陷入自相矛盾的岌岌可危的境地。美联储奉行货币主权的原则来管理其国内的财政政策，但同时，美联储有责任维护美元的价值。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美联储应该采用能够顺应这双重目标的法律体系。尽管乍一看这种明确的声明像是美国放弃了其经济主权，但实际上，如果世界都对美元丧失了信心，美国无疑将失去管理国内金融事务的权力，这样一来，经济主权也就无从谈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