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繁复杂的原因
犹太人长期通过资本主义获益，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世纪，犹太人大范围迁徙，主要作为外来客在宗主国落户，并以流放商人的宗教团体之身份处世。数百年来，包括民族主义和极端政治运动在内的多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力量，影响了他们的谋生手段，并塑造了他们信仰宗教的方式。尽管犹太人被视为局外人，但在现代资本主义于十七世纪萌芽时，他们却也是重要的经济参与者。但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却使公众敌视犹太人取得的各项成就，这一点同样影响了犹太人的自我认知。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等犹太知识分子，努力将犹太人创造的各项经济利益与他们对社会作出的其他总体贡献联系在一起。
“资本主义长期以来都是影响现代社会犹太人命运的最重要的力量。”
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平等以及处于萌芽阶段的民族主义，催生了许多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团体。随着各国现代化发展的脚步日益加快，这些趋势同样引起了对被视为宗教、文化和金融局外人的犹太人——尤其是富裕犹太人——的关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部分犹太人转投资本主义的死敌，共产主义以求安身立命。犹太人认为自己是被永久性抛弃的弱势群体，为逃避有组织的经济、社会和宗教迫害，犹太人迫切需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
第一篇：“漫长的高利贷发展史”
中世纪时，犹太人在得到天主教会许可的情况下开始依靠放贷赚取利息收入。天主教会认识到了社会对于放贷借款的需求，因此允许犹太人——而非基督徒——从事“高利贷”行业（即赚取利息），因为教会认为犹太人不必遵守各项宗教和社会规范，且其作为非信徒已是“有罪”。 禁止放高利贷及长久以来的诬蔑中伤不断使得犹太人与资本主义相互牵涉。如今，古语“高利贷”意为一种虽不光彩却也合法的活动，即借款并收取利息。中世纪教会将利息收入予以“高利贷”之恶名，教会用这个术语描绘任何被认为不道德的经济活动。亚里士多德将高利贷视为“应受天谴的”。哪些利润应属于高利贷？神学家们就此争论不休，并将其视为一宗罪，这种思想从十二世纪的教会法中得以延伸，并在1139年第二次拉特兰会议上被纳入法律条文，并在《但丁地狱》（Dante’s Inferno）中多次重申。
“犹太人曾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发挥显著作用，既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事实。”
由于十二世纪时天主教会赋予犹太人放贷权力，因此他们对于统治者而言至关重要，但却遭到了基督教教众的唾骂。在宗教改革中发挥主要作用的经济和政治思想家，包括约翰·卡尔文（John Calvin）和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以及荷兰归正会（the Dutch Reformed Church）和英格兰新教教会机构，对借贷都采取包容态度，但希望对利率实行限制。天主教国家却依据教会法和民法禁止高利贷活动，直至二十世纪才得以解禁。许多人认为放高利贷的行为令人不齿，并将其迁怒于犹太人，更多极端思想家更是将有息借贷和其他业务混为一谈，并笼统地使用“高利贷”一词谴责商业活动、犹太人或将二者共同问罪。
“只要犹太人获得了允许其自由参与市场活动的平等的公民权利，他们随时都会做得有声有色。”
高利贷成为了资本主义和不受约束的市场活动的典型象征。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处的十八世纪，有息借贷已经成为必然结果，尽管利率问题仍饱受非议。伏尔泰（Voltaire）却是个例外，他将犹太人放高利贷的行为称为“贪得无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将犹太人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犹太人的偏见。马克思在1844年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On the Question of the Jews）就曾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约2500篇政论性文章探讨犹太人的社会角色。他批评犹太人是社会的寄生虫，具有反社会性，对科学、艺术和哲学毫无兴趣，一心追逐金钱。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并借犹太人予以形象比喻，实则抨击基督教和犹太资本主义社会。
“犹太人对于各种以市场为导向的职业的偏爱可以上溯至中世纪。”
到十九世纪后半叶，国际银行家，尤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使得外界对犹太人有了清晰的认识。1902年，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写道：由农民和手工业者构成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是真实可靠的，但以犹太人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却对真正的文化造成了冲击。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将犹太人行为方式的各个方面视为反个人主义，并抨击犹太人以破坏文化为代价、一心追逐利息收入的做法。相反，包括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在内的其他主流思想家却在犹太人与资本主义之间建立了积极联系，他赞扬犹太人能够适应局外人所处的经济困境，并将其比作“法国的胡格诺派（Huguenots）和英格兰的贵格会（Quakers）。”
第二篇：“犹太人对资本主义作出的回应”
基督教法令自中世纪时就禁止犹太人加入农业和贸易行会，因此，转而从商的犹太人远比基督徒人数众多。犹太人还广泛从事贸易活动，因为其可为犹太人提供更多时间研习《犹太法典》（Talmud），该法典集数百年来的犹太教义之大成。《犹太法典》详细阐述了许多有关经商方面的宗教讨论。与基督教教义不同，该法典认为犹太人应努力避免陷入贫困境地，并要求犹太人实现自给自足。
“犹太人创立了汇票并将自身财产转化为无形资产，从而使财富躲过了各国王子们贪婪的魔爪。”
随着十八世纪的临近，人类社会逐步迈入现代社会，世界上的犹太人口达到了110万，其中约37万人生活在亚洲和北非地区；14.7万人生活在中欧和西欧地区；57万犹太人生活在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十八世纪时，基督教思想重点在于人的来世，而犹太人则关心全球性的生存问题，实际上，这意味着评估风险、积累资本、最大程度降低消费并寻找新市场。犹太教强调使用脑力胜过蛮干，并信奉戒酒、遵守纪律和长期规划。犹太人奉行建立在广泛文本研究、辩论和抽象思维基础上的“宗教知性主义”，这种策略可以轻松转化为日常商业情景，并可延伸至医药和法律领域。犹太人不鼓励生育，却非常重视教育，通常为孩子求学积蓄钱款，以此作为“人力资本”的投资。
“对于自由党而言，各团体在平等的法律条件下成就有高有低是一种丑闻，是对平等责任的亵渎。”
随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的生活依赖于更为广泛的基督徒，因此宗教法便得到了修订。美国在1776年建国时宣布赋予犹太人平等民事权利，随后，英国和法国也效仿美国的做法，德国和俄国也分别于1871年和1917年宣布赋予犹太人平等民事权利。犹太人通常在各个领域建树颇多，但他们所取得的成功过于树大招风。宗主国如何看待犹太人取得的商业成就取决于该国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犹太人在德国和奥匈帝国取得的金融成就最大。1800年，犹太人占柏林总人口4%，但却缴纳了城市税收总额的30%。犹太人还在银行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成立股份制和商业银行方面，例如德累斯顿银行（Dresdner Bank）、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和动产信贷银行（Crédit Mobilier）。东欧犹太人口从十九世纪初的不到200万增长至十九世纪末的800万，其中约有200万人移民到了美国。
“犹太人因展现了足智多谋的文化特点而备受推崇，这种特点体现在为发现运用资源的新机遇所做出的机智行为。”
部分犹太人将犹太人在金融业取得的成就视为在农业和贸易领域的倒退，且不愿在银行业有所作为。新兴的犹太复国主义工人运动进一步推动了犹太国需要工人阶级成员这一重要思想。1907年开展的一项慈善活动敦促德克萨斯州犹太人转而务农。一项更为协调一致的努力曾在1924年到1938年帮助6万名犹太人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地区定居。斯大林发起的“大清洗”运动使得犹太人不断涌入的状况得以停滞，而到了1944年，纳粹德国则彻底摧毁了这类犹太人社区。
尽管犹太复国主义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定居以色列的举动同样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特色。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如不计美国和加拿大，以色列在纽约主要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数量位居世界第一。犹太人钟爱欧洲的自由市场并不断推动自由市场发展和私有化进程（尤其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夫人当政期间）。
第三篇：“激进的反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如同将犹太人与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传统思想，人们同样也将犹太人与反资本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联系起来。现代历史将犹太人与资本主义取得的成功联系在一起，从而助长了反犹太主义，为打破这种循环，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曾试图拭目以待共产主义所宣称的反资本主义承诺，是否能建立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随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接受了这种思想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兴起，部分犹太人加入了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仇视和反对导致反犹太主义的影响日增，并使公众越发将犹太人与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19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布尔什维主义称为“国际犹太人的阴谋诡计”，这一谴责成为了纳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色列国犹太人经济发展史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史的加速版。”
大部分犹太人支持推翻奉行反犹太主义的沙皇统治。但1906年召开的俄国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犹太人，大部分都是中间派和犹太复国主义政党成员，只有最小一部分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一般而言，犹太人会因支持无神论而摒弃布尔什维主义，而且该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思想威胁到了犹太商人的生计。布尔什维主义信奉的暴力革命威胁，就促使莫斯科的主席拉比雅各布·马泽赫 (Jacob Mazeh) 曾对犹太裔的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表示：革命只会为革命者谋福利，却会给犹太人带来灭顶之灾。随着革命的发展，红军和俄国白军志愿军分别启动了排犹计划，志愿军杀害了5万名犹太人，红军则在乌克兰杀害了7万名犹太人。尽管犹太人在俄国革命中扮演中立角色，但耸人听闻、煽风点火似的新闻标题影响了其他地区公众对犹太人的看法。“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标签与美国政治家的看法不谋而合，后者于1924年通过了旨在限制东欧移民的《约翰逊—里德法案》（the Reed-Johnson Act）。犹太人被卷入两次世界大战间的革命活动助长了反犹太主义的气焰。
“犹太复国主义内部派别林立——自由派、社会主义派、宗教派和修正主义派，它们就未来犹太政体的发展前景并未达成一致。”
在随后数十年中，阿道夫·希特勒（Adolph Hitler）巩固了他在德国的权力并发动了侵略战争。“伪科学的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之间的冲突演变成了一场种族灭绝运动，因为纳粹及其盟友在短短数年中，在东欧和中欧屠杀了每7个犹太人中的6人。正因为大屠杀幸存者们返回家园要求归还被侵占的房屋，因此“雀占鸠巢的中产阶级”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启动了针对前者的屠杀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欧洲，俄罗斯首先允许犹太人担任共产党内的高级职位，随后又清洗了他们。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将忠诚的犹太共产党员派往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波兰担任要职，当地人却对这些领导人疑心重重，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反犹太主义。在苏联同盟国中，匈牙利的犹太共产党官员的数量最多，该国曾在较短时间内允许犹太人担任富有影响力的职位，但到了1949年，匈牙利开始驱逐犹太高官，然后转而迫害本国犹太公民，大约有45万的犹太人受到了迫害。借着1952年的“医生审判”事件，斯大林又驱逐了大部分犹太共产党员，在该案中，9名被控犯有医疗犯罪的嫌犯中7人就是犹太人。苏联统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在1952年举行的另一次公审中，以危害国家罪审判了14名党内高官（其中12人是犹太人）。到1950年，犹太人出逃风潮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仅存约2万名犹太人，但这仍未能阻止对犹太人的审判，也未能阻止1968年捷克政府掀起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严厉实施。
第四篇：“民族主义经济学与犹太人的命运”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萌发了犹太复国主义，满足了犹太人建立一个仅由犹太人组成的国家的共同需求。犹太人长期以来将自身视为一个民族和一种宗教，犹太人虽然各持不同政见，但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致认为，生活在一个非犹太人组建的政府的统治下，并不会为犹太人带来福祉——或者，甚至无安全可言。社会学家恩斯特·戈尔纳（Ernest Gellner）在谈到广泛的社会问题和非具体性社会或事件时，推论出民族主义产生于现代工业城镇化和资本主义。戈尔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著作中，回应了之前有关民族主义诉求（尤其对于犹太人而言）的政治思想，认为犹太人被迫分离并过多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犹太人在金融领域遭遇了强有力的竞争，并被进一步边缘化，过去仅由犹太人填补的经济空白，如今已经向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本土人士开放。
“因此，犹太人将以色列再次打造为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国家，并发现他们的历史爱好很好地适应了全球经济。”
戈尔纳以结构为基础阐释了大规模历史发展进程，他说，现代工业社会需要民族国家建立一种联盟，该联盟可以在民族和社会阶层与共同的语言和教育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与犹太人在其他社会中受到排斥的待遇截然相反，民族主义在历史和当代现实情况基础上滋生出一种家庭的归属感。为应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压力，旨在建立独立犹太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应运而生，而资本主义正是现代民族主义兴起的经济基础。这种“离散式的民族主义”在“大屠杀分水岭”前后为犹太人提供了一种应对散居化和边缘化状态的具体方法。然而，现在他们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中取得的各项成就却成了他人嫉妒的源泉，并有可能为犹太人带来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