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经济学”
几个世纪以来，伟大的思想家一直在试图回答“什么令人感到幸福”。而今，经济学家联手心理学家共同定义和测度幸福，他们着手研究，如果在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中加入幸福措施，是否就能够改善全人类的生活质量，现在通过运用新的分析和研究工具，能够使“有关幸福的研究”这一极为主观的命题得到客观的结果。
随着经济学领域中的大量分析，它开始将经济收益看成是人类福祉的一种标志。虽然“公共事业最大化”（令产品和服务得到最大的效益）这一概念要视收入的分配措施而定，但金钱不能一直作为衡量人们是否满足的最佳标准。例如，有些人就会选择收入虽少、但更能使自己满意和快乐的工作。现代幸福经济学扩大了“公共事业”的定义，它通过衡量社会群体、人口特征、就业状况、政治环境、经济资源以及公共服务的优劣来绘制成一幅完整的图画，以显示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知足幸福。而这些衡量标准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的。
“米德斯国王希望从黄金中得到幸福，但最后他得到的却是悲哀。”
大部分满意幸福数据，来源于一项请人们回答“表述性偏好”（expressed preferences）的问卷调查。相比之下，古典经济学则是依据人们“显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s），即研究人员根据人们的答案来推论结果。调查显示，人们所表述出来的与理论上推测出来的结果大相径庭，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一般人不能够影响宏观经济问题，比如政府政策，反而，政府的政策却会影响到他们实现快乐的选择。因此，真实可信的调查结果有赖于问卷的设计，即研究人员提问的方式、提问的顺序，甚至是研究人员的情绪。除此之外，一些总倾向于悲观情绪的“天生孤僻”的受访者也会扭曲调查结果。
“几十年来，确切地说是几个世纪以来，对于幸福的探究一直局限于宪法宣言中的昭示和对哲学家有关幸福只言片语的结论。”
长期跟踪同一组调查对象的研究——即被称作“固定样本数据”——能降低个人原因对问卷调查结果所造成的影响。有关“生活满意度”和“是否快乐”这两类问题能够得出高度相关的结果。研究人员请受访者评价自己的生活——按照“最佳生活质量”的顺序，然后将受访者的回答分别与其远亲和近邻进行比较，比如，在阿富汗当地的受访者，对个人生活满意度的评价都较高，但在回答是否“生活质量最佳”类的问题时，其评价就明显偏低。
金钱是幸福之源吗？
根据“伊斯特林悖论”（ Easterlin paradox），“当收入高过一定的门槛，它就无法再带来更多幸福”。在同一个国家里，通常富人比穷人更幸福，但是在不同的国家或假以时日，情况却并非如此。平均来说，富裕国家的人们比贫穷国家的人们要感到更多的满意和幸福，但是即使在贫穷国家也并非是更多的财富就能带来更多幸福。在美国和欧洲，收入的差异对满意度大小的影响小于在拉丁美洲，这可能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人们，把收入差距看成是追求成功的动力，而不是永久且无法踰越的不公。
“幸福经济学是一种衡量福利的方法，它融合了经济学家的典型技巧和心理学家的常用手法。”
“有钱也不快乐”解释了伊斯特林悖论的一个方面：一旦人们拥有了维持生计的必需品，诸如粮食和居所之后，人们不断膨胀的欲望，会促使人们愈加看重财富带来的体验，而不是财富本身。他们会追逐更多的收入，然后同他人进行比较，失去比得到对他们的影响更大。除了金钱，其他因素如健康、工作、人际关系等，都会影响他们的幸福水平，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幸福水平都会回归到“原点”，除非是一些足以改变人生的插曲，比如丧失至亲或者离婚，这些则会对幸福感产生相当持久的影响。
财富能让你幸福吗？再有多少钱能令你更幸福，或者幸福许多？因为渴望不断变化，你也许相信，昨天总是不如明天幸福。人们在对比过去和将来的时候，总是不考虑条件的改善。收入的变化与其他因素的改变，比如健康和就业的变化，更能影响幸福感。在所有国家，富有的人们随着财富的递增都经历过幸福的递减。在一些“转型国家中”，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东欧国家，研究发现，随着财富的增加，人们从工作、健康和家庭中得到的快乐逐渐减少，但是这种现象在某些国家却是颠倒的，贫穷国家的人们更相信幸福和金钱密切相关。
有钱能使鬼推磨，是真的吗？
考虑到各国文化、经济和社会的不同，要比较各国的幸福水平十分困难。然而，一些异常值却难以支持富国更幸福的说法，比如，尼日利亚的国民就非常幸福，日本人却不感到很幸福。还有些其他因素，比如年龄、婚姻及工作，也都时常会出现在计算幸福的公式中。年龄与满足的关系是呈U字型的，人们在40岁中后期最不快乐。婚姻使人们更加幸福，而失业则令人非常不快，健康也能令人幸福。教育水平的高低、性别差异、由于教育程度所带来的工作种类的不同、性别歧视以及从事自由职业所缺乏的安全感，等等，都会对是否快乐和幸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在美国和俄罗斯，自由职业者就比在拉丁美洲更加满意，因为这是一种常态，工作机会的缺少使人们不得不为自己工作。在美国，妇女更幸福；在俄罗斯，男性更幸福；而在拉丁美洲，男女同样幸福。在这三个地区，只有在俄罗斯，少数民族更幸福，因为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政治体制带给他们更高的社会地位。
“随着国家沿着向上的阶梯发展经济，幸福感与收入之间的复杂关系——加上其他多重因素——看似会越发复杂。”
针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地区的研究表明，除“社会资本”外，幸福的决定因素与其他国家相似。中亚地区的人们不太将信仰、宗教、社区等因素与幸福联系起来，很可能与他们在前苏联时期的经历，以及不断动荡的政治局势有关。由于复杂的政治局势，对于土库曼斯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甚至都无法进行。
在所有转型国家的民众中，古巴人因普遍非常快活而显得尤为突出，尽管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他们其实不如拉美其他国家的人们快乐。在哈瓦那和圣地亚哥的古巴人对优越的医保条件和教育前景极其满意，但对于“经济发展机会”的满意度却比拉美国家的人们要低。虽然在大部分地区，乐观与幸福成正比，但在非洲却与贫穷成反比：越穷的人们对于下一代的未来越感乐观。这也许是因为只有永怀希望的人，才能够忍受非洲大地普遍性的贫困，抑或是因为人们断定“现实情况已经糟得只能更好，不可能更糟糕了。”
健康与幸福
在全球范围内，健康是影响快乐的一项主因，甚至比金钱更重要。知足的人们更加健康，而健康的人们也更加满足。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发达国家中，血压越高的人，幸福感越少，反之亦然，这表明幸福和健康的良性循环，同时与“快乐-收入比”相似，当健康达到一定水平后，幸福感便不再增加。
“就像国民生产总值能够让我们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国与国经济增长的比较一样，国民幸福总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衡量福利发展的补充工具。”
卫生和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对于健康，甚至人类的生存都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洁净水的保障意味着新生儿死亡率的降低）。越是在高收入人群中，科学的进步，而不是收入的提高，越能为对抗富裕国家所共同面临的疾病带来更大的进步。但在其他众多的国家中，收入和健康保健的满意度都没有必然联系。肯尼亚人（按人口比例）比美国人对健康更加满意。事实上，在对健康系统的公共信心方面，美国在115个国家中排名第81，落后于印度，马拉维和塞拉利昂。心理疾病比身体疾患对快乐的影响更大。在美国和俄罗斯，平均来说，肥胖的人比正常的人更不快乐。但由于标准不一，因此，人们对于体重的不满程度会依其社会群体和地位而定，在美国，贫穷的少数族裔会比富裕的白人更不担心体重过重。肥胖影响心理健康，体重过重的人更容易罹患忧郁症。
“快乐的农民与失落的成功人士”
后来致富的人比所有人，包括赤贫的人更不容易得到满足，这些失落的成功人士甚至在他们向上发展的阶段，也会将自己的成功时不时地与他人比较。他们害怕自己取得的财富瞬间成为泡影，惧怕空欢喜一场。在经济快速起飞的国家里，居民在经济增长初期更容易感到不满。中国的农民工进城后，对面临的新环境感到更大的失望，尽管他们的物质生活舒适了，但他们是跟新环境下的城里人进行比较，而不是跟留在家乡的村民进行比较。
幸福与时艰
从统计资料中还暂时无法得知2008－2009年的经济衰退对幸福感有何影响，但是显然最大的影响将会是艰难世事所带来的不安全感，以及人们财富的下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俄罗斯和阿根廷经济危机期间，俄罗斯的平均幸福值下降了8.7%，阿根廷下降了10.7%（2002年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即GDP都下降了10％）。幸福水平的降低影响了人们的健康状况、就业前景、民主的支持率和对自由经济市场的信心，以及对未来的抱负。而积极的方面是，研究表明当危机一旦过去，人们的满意水平又会迅速反弹，俄罗斯和阿根廷的国民又仿佛回到经济滑坡发生之前，感到无比幸福。
幸福是温暖的票箱
平均来说，生活中享有自由的人们，比没有享受自由的人们表示更加幸福，而习惯于自由的人们，会认为自由更加重要。自信以及公众对于政治机构的信赖会与幸福水平相关，是否能在民主制度中参事似乎也能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其证明就是瑞士的例子：在瑞士，只有是瑞士公民才有权投票，不管是在决策土著事宜，甚至是在决策非土著事宜的全民公决中亦是如此。与此相似，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生活的人们感到更加满意，而满意的市民更加推崇开放市场，这是对民主制度的褒奖。然而生活在社会腐败、犯罪率居高不下环境的人们则要认可这残酷现实，才能接受这些不公。
政策与幸福
如果全世界所有幸福的人们，从战火纷飞的阿富汗，到新兴的民主国家如智利，再到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如英国，其幸福的原因是共同的，这将对公共政策意味什么呢？对幸福的评价也可能成为衡量人类进步的一个指标，就像GDP能用来衡量经济发展一样。事实上，英国和法国已经在考虑如何把“国民幸福指数”引入到政策的制定中来。不丹政府目前就正在统计“国民幸福总值”，以取代国内生产总值（GDP）。然而，以幸福指数治理国家的观点会遇到以下三种主要障碍：
- 对于人类努力进步行为的认可度，不论是提高还是降低，都可能混淆道德观念：如果你容忍社会中充斥的罪恶和腐败，对其熟视无睹，你如何有动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 政府必须决定如何去应对“快乐的农民”这种现象：是应该让快活的农民意识到他们生活水平的低下，还是提高他们的收入直到他们感到欲壑难填，或者就任由他们贫穷并快乐着？
- 快乐调查的“基数和序数”是无法区分幸福感的程度的，因此我们不知道是应该让幸福的人更加感觉幸福，还是让不幸福的人感到幸福?
“幸福感通常会随着经济的复苏而回到原有的水平。”
由于大多数研究都显示，感觉幸福的人们拥有更好的健康状况、工作机遇和人际关系，因此，也许最好的政策就是力求摒弃或者减少令人不幸福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