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点
与很多人的预测相反，2008年金融危机并没有摧毁资本主义。不过，它的确摧毁了一个占据统治地位三十年之久的经济思维方式：对自由、理性且自行调整的市场的盲目依赖。2008年9月15日，雷曼公司破产之后的创伤尽管惊天动地，却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架构奠定了基础。被经济学家广泛定义为资本主义的这一商业体系，已经受住了两百多年的考验，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适时改变，灵活地适应政治、经济与社会需求和各种事态发展。两百年间，资本主义经历了三次主要更迭，2008年的灾难催生了最新版本——“资本主义4.0”。这一新变更否决了认为市场永远正确的信念，并接纳了政府在经济生活中作用重大的概念。2008年金融危机表明，政治政策和经济活动必须相辅相成，以保证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存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增长。“资本主义4.0”断定，世界太过复杂，未来变数太多，不能将一切都交给抽象的数学模式或刻板的理论。相反，未来几年，“全球资本主义只能由全球资本主义取代。”
“进步之箭与荣枋循环”
历史也许会把2010年记作21世纪的开端，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才是20世纪开始的真正标志；1815年拿破仑滑铁卢战役的败北拉开了19世纪的序幕一样。资本主义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其根源来自人类对胜利、扩张和征服的原始渴望。资本主义在重大的转折点发生变革，跟随“科技进步之箭”重塑自身，并借弓箭之力穿越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的荣枋循环，射向前方。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包括：
“资本主义1.0”（1776-1932）
有关现有的“经济活动的主要组织原则”的概念，来源于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其“看不见的手”的理论阐释了市场经济强大的效率。仅仅几个月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这一宣言的出世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自觉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截至1815年滑铁卢战役，“帝国主义”已经扩展到了欧洲及其殖民地。“资本主义1.0”的主导原则是自由放任主义，认为政府应当置身商业之外，放任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去引导经济的发展。尽管政府通过制定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设定关税干预经济等行为都确有其事，不过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干涉不过是通向自由商业之路上的暂时性阻碍。连资本主义的死对头马克思主义也认为，政府不应插手控制金融行业或创造就业机会。重商主义盛行于19世纪后半叶，但收入的不均却在“一战”之后引发了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暴力反抗。随着投票权的产生和工会的崛起，民主情绪日益增长，预示着这一时代开始走向灭亡。
“资本主义2.0”（1931-1980）
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经济“大萧条”，标志着政治和经济思维的根本转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一书，成为资本主义第二阶段的里程碑。面对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资本主义要存活下来就必须改善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的现象，并接纳民主价值观。讽刺的是，纳粹德国依靠凯恩斯的处方实现了经济复兴（英国却置之不理，累及自身）。“资本主义2.0”的主要特征在于，它认识到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本身就是有害的，因此选举“亲善、实干的政府”来管理经济发展，这对于消除自由市场不可避免的混乱至关重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1946年到1969年期间达到顶峰，当时是世界历史上经济管理最成功的一段时期，无论从生活水平、科技进步，还是金融稳定来讲。
“资本主义4.0将旨在建立新的金融体系，它既能提高经济的稳定性，同时又不牺牲金融自由和金融创新所带来的主要利益。”
一切美好的事物终究都会完结，资本主义2.0也不例外。美国花费在越南战争和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发起的“伟大社会”计划上的巨大投资，加上欧洲的通货膨胀和恐怖主义，为日益增长的金融压力雪上加霜。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与“二战”之后建立的全球货币系统分离。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期间油价飙升，随之而来的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将各国经济拖进了“滞涨”期，几乎整个70年代都是如此。资本主义再次面临重生的压力。
“资本主义3.0”（1979-2008）
“撒切尔—里根政府的政治革命”反映的是人们对“大政府”、巨大开支和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愈加清醒的认识。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及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提倡的“货币主义”为“撒切尔—里根革命”提供了经济理论的基础，认为自由市场总是比国家干预更适合保障完全就业和经济发展的平衡。货币主义者声称，70年代惊人的通货膨胀证明，政府不具备管理经济的能力，进而意味着“凯恩斯资本主义”的屈辱衰落。然而，通货膨胀仅是凯恩斯思潮没落的一个信号，而非原因。通货膨胀之所以升级，是因为新生代的工人距离“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现象更为遥远，因而各种要求更多；而企业所有人则相信政府会欣然持续印钞以满足加薪和完全就业的需求。抑制通胀的唯一方法只能是任失业率升高，并将政府从经济活动中抽离。这个深信市场是对的、政府是错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在2008年小布什任美国总统和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任职期间，发展达到顶峰，也在同一时期走向完结。
迈向“资本主义4.0”
1989年，五个重大转变化身进步之箭，毫不留情地瞄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 柏林墙倒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随之没落。其影响范围远远超过了前东欧和苏联；诸如中国、印度和南非之类的不同体制的国家，也都意识到了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之处。
- 亚洲、尤其是中国，崛起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始于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在80年代末初见成效。
- 1989年，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 Lee）草拟了一份有关万维网（ World Wide Web）的建议书。随后而来的“技术革命”实际上将沟通成本降低为零。
- 冷战过后，各国政府开始削减国防预算。与谨慎储蓄的上几代人不同，人们得以消费由军用转向民用的“和平红利”。
- 所谓“金钱的去神秘化”，始于1971年美元与黄金的脱钩，截至1989年已经完成，当时欧洲首次发明了欧元的概念，这一货币将仅由参与国的经济状况支持。
“政府责任与企业责任之间黑白分明的分割线将转变为灰色阴影地带。”
这些看似各不相同的事件可归结为四大“潮流趋势”：
- 全球经济放大了一倍，吸收了来自前苏联国家、中国和第三世界三十亿的新消费者、生产者和储蓄者。
- 全球化的进程向前推进，促进了贸易、生产、生产力和通信的发展。
- “大稳健时代”带来了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二十年。
- 经济稳定、资本主义特性和大量来自亚洲的储蓄，导致银行家更加自如地向借款人发放贷款，而后者不再害怕失业或金融崩盘的出现。
这些趋势，尤其是自由贷款，预示着“往复循环”的到来，即各国经济和一切人类努力中固有的荣枋循环。然而“大稳健时代”的长期性致使很多旁观者产生疑虑，这些现代转变和趋势是否意味着财政循环已经过时、基本原理已经改变？人们对经济规则悬空的感受越来越强烈，引发了债务的增长、金融产品创新力度的加大、资产价值的上涨和家庭财富的增多。“野心”和“贪欲”取代了“谨慎”和“恐惧”。推动经济和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需要借助“荣枋循环”的刹车，去制止过度冒险行为，将经济重新带回平衡的正轨。要改革与进步，资本主义将依靠两种力量，即增长与衰落交替的荣枋循环和经济学的“阴阳”调和。
“自我毁灭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除却由借贷危机、稀奇证券产品和房地产价值泡沫共同引爆2008年金融海啸之外，一个人的决定将一场较为严重但可控的危机转变成了一场可能席卷全球的恶性循环。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及其他官员都盲目相信市场自我纠正的能力，并同样深信政府不应介入这一市场自行解决问题的过程。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赖，致使保尔森在2008年9月7日宣布政府将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两大房屋贷款公司，从而打消保守派长久以来对其“混合所有制地位”的芥蒂。这一举动在全球股东当中引发了震惊和恐慌，后者认为他们在“两房”中的投资（政府接管前几个月刚刚达成的交易）突然蒸发了。这一“救市”行动吓坏了全球投资界，其中包括已投入数十亿美元扶持美国困难银行的主权财富基金。这一举动剥夺了银行募集新资金的能力，并为银行股本卖空者放行，使其进行股票套利。保尔森的接管向市场发出信号，除非依靠政府紧急救助，银行将无法生存。
“这一新版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任何一点都不是理性的、绝对有效或永久平衡的。未来不可预测、方向不明确、发展不连贯，正如人的生活一样。然而，这正是资本主义4.0的内涵。”
时隔一个星期，雷曼公司面临投机商的压力和潜在国际救急组织的流失而垂死挣扎，濒临破产。尽管成功接管“两房”，经验不足的保尔森拒绝出手援助雷曼，迫使其破产。随后，余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来：银行同业拆借停滞，投资商纷纷抛售市场，美国国际集团（AIG）濒临倒闭。尽管小布什政府拒绝救助雷曼，两天之后仍斥资850亿美元援助美国国际集团。不过，冲击依然在扩散，投机商袭击了其他银行的后院，赌定“下一家银行也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然而，稀奇古怪的抵押名目和贪婪的银行家并不是导致美国金融体系几近崩溃的罪魁祸首，一个相信市场会击败公有体制的垂死哲学最后的喘息才是根源所在。最后，各国政府不得不迅速通过了援助银行的大规模救市计划。吸取教训的小布什政府推出了高达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金救援计划”，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生动写照。
“资本主义4.0”的经济学原理
要应用“资本主义4.0”，国民经济必须接纳三个主要概念：（1）市场经济总是处在变化之中；（2）公有和私有的关系必须是共生而非互斥的；（3）人类和市场的行为从本质上说是无法预测的。“不完全知识经济学”避开理性、有效的市场理论，转而从算术的角度关注人类行为的变数问题，比之前刻板的理论得出的结论更加贴近现实。“资本主义4.0”预示着一个“自我适应的混合型经济”的到来：所谓“自我适应”，是指经济将灵活地改变结构、规则和思维方式，去应对变化中的发展；所谓“混合型”，是指它将融合国家利益和私有利益，允许自由并可控的各种市场同时存在。换句话说，政府将对金融业实施更多监管，因为银行业的产出从本质上说是不确定的，需要进行监管。同样的道理，社会在做出能源独立和气候变化方面之类的决定时，不能仅仅考虑市场因素。国家干预的批评人士认为：
- 政府开支会给后代带来压力——恰恰相反。如果资本主义照常运作，各国政府将具备财力和时间去解决负债问题。
- 刺激计划不能创造就业——的确如此。鉴于尚未投入使用的生产力和劳动力，答案是肯定的。
- 美国将走向破产——不会。因为美国代表的是美国公民工作与财富的集合。
“相比‘这次不一样了’这句话代价更高、更愚蠢的话是‘一切总是一成不变的。’”
现在经济已经止跌回暖，唯一可能影响经济复苏的变数在于利率的上涨（当存在“产出缺口”时，即现实与潜在经济活动存在差别时，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发生）、通货膨胀（这在可预知的未来并不确定）、美元自由下跌（只要美元仍是世界储蓄货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未来总是变幻莫测，但资本主义像人类一样，无论遇到怎样的变化，都能随机应变、应时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