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霸权
一个经济帝国的兴衰再也不像过去那样需要数代的演进了。在过去100年间，美国超越英国而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中国很快会接替它而成为下一任经济霸主。技术和信息的发展都会加速现代金融变革的速度，但是经济体还有它内在的固有规律，并不能够超越自然法则。比如，商业企业的优胜劣汰正好阐释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原理，而船大难掉头的商业帝国往往从内部崩塌，这正是“边际收益递减原理”的必然结果。所有的经济体都适用一条规律，那就是经济体往往在势力到达巅峰后会由于自身的弱点而走下坡路。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称霸全球经济，但是其经济也开始显示出了衰退的早期征兆，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世界各经济体如何调整角色是没有确定路径可循的，但是以史为鉴可以为预测未来提供有用的信息。
发端
经济历史和人类一样古老，甚至先于人类而出现：蚂蚁和蜜蜂这种低级动物建立了类似市场的机制，通过复杂的等级制度来进行劳动力和资源的分配。人类社会经济自人类开始种植食物而发端。早在2.3万年前，在今天的叙利亚地区就建立了早期的农业社会，那时的游牧部落发现他们可以依靠农业来建立固定的社会，而不必为了追逐食物被迫游牧。生活地点固定下来之后，部落们就有精力来研究如何改进生产技术、住房技术和食品储存技术。
“边际效应递减原理注定了没有任何一家经济机构能够无限膨胀。”
定居导致了分工的出现：一部分人负责耕种庄稼，一部分人负责打猎，剩下的人则从事一些新的创造活动，从而推动了语言、文字的产生和复杂生产工具的制作。在此过程中，人们学会了适应和了解生存的自然环境。随着社会和市场的发展，政治势力逐渐转移到了那些通过控制稀缺资源来积聚经济力量的人手中，而这些稀缺资源是从食物开始的。生产多的人资本就多，他们运用手中的资源来指挥和掌控经济活动。随着农业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生产剩余，生产剩余又催化了交易的出现。易物的交易逐渐被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所取代，货币是一种流动性更强的媒介，便于市场确立统一的价格。对于不同产品的供需导致了货币汇率的产生。后来，现金的出现让交易更加流畅便利，从而促进了社会和经济活动向更复杂的阶段发展。
“在某个时代给一个经济体带来增长和统治地位的力量，可能会在下一个时代促成其衰败。”
但一颗导致经济发展“衰落的种子”，即税收制度，无疑会令这一“指挥和掌控经济”体制的根基产生动摇。原因在于，中央的税收经济扼杀了主观能动性，从而诱发了地下经济的产生，偷税、漏税也随之而来。比如，最近的估计显示，希腊GDP的40%用于支持公共部门的运转，但是希腊国民却并不觉得自己从中充分受益。因此，希腊25%的私营经济都是地下的，也就是说不去交税。税率的增加并不一定给政府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这一规律在700年前就被一位穆斯林哲学家发现了，并在20世纪80年代被经济学家阿瑟·拉法尔（Arthur Laffer）重新阐述。它被称为拉法尔曲线，这一曲线表明在某些范围内，税率越高，政府的税收收入就越低。
规模经济与规模的非经济性
历史上的政治与军事帝国都遵从着同样的发展轨迹：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纳粹德国都曾经依靠军队来开疆拓土并维持统治。经济帝国也具有同样的特点：经济帝国的实力来源于大量的生产剩余所累积的财富。
“有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那就是能够控制人类需求资源的人就能够积累财富。”
1776年，哲学家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首次援引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例，来说明规模经济是如何让一个国家积聚财富的。斯密斯举了一个大头针工厂的例子，这家工厂的工人通过共同劳动，能够生产出远远大于每个人单独生产数量之和的大头针。芝加哥的肉类加工业率先引进了装配线，后来为亨利·福特（Henry Ford）所采用。同步作业实现了生产速度的最大化，工人们只需要掌握一项简单的技能即可，但是，如果某个工人的速度降低的话，则会拖整条装配线的后腿。因此，速度成了一个工人品质的最重要内涵。
自动化生产所导致的规模经济提高了生产率，从而降低了单个产品的生产成本。然而，如果生产量过快增长，或者产品数量过大而导致市场上的供过于求，那么“规模的非经济性”就会提高单位生产成本，并降低效率。“边际收益递减原理”认为经济效率会在达到某个巅峰后开始降低。因此，一个实业家不可能控制整个行业，同样的，一个经济帝国不可能在全球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占据统治地位。然而，经济帝国往往为了自我利益而追求增长，这就为其日后的衰败埋下了隐患。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
1776年，美洲殖民地要求从英格兰独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经济实力而非政治实力为主导的、对于既有政权提出的挑战。当时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讨论的是有关私有财产权和法定诉讼程序的问题。史密斯提出了控制市场供需的“看不见的手”，认为“自利性”决定了生产者和需求者会根据自身需求而自由地生产和消费。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则支持自由商业式的财富分配，而不是根据特权进行财富分配，他们在美国的基本法律文件中写明了权利和特权的不同。这些开国元勋们最终依据宪法将征税权、控制货币供给权以及促进交易和保护私有产权的权利赋予了政府。
“最基本的市场规律和农业经济一样古老。”
19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引发了规模经济的产生，并将新技术引进了工厂生产。新积累的财富催生了中产阶级，而这威胁到了统治者历史性的统治地位，同时也诞生了城市的普通贫穷工人阶层，他们没有能够分享工业化带来的利益。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针对这种日益增长的社会矛盾提出了相反的观点：马克思主张将生产资料还给工人阶级，而米尔认为教育可以提高贫穷者的生活水平，进而缓解阶级冲突。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令毫无任何技能的劳工涌入城市，从而瓦解了英国的农村生活，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凭借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的劳工移民以及自由发展的创新思想。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端于1874年，带来了美国铁路、钢铁厂、输油管道、汽车、银行和工厂的高速发展，实业家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J·P·摩根（J·P· Morgan）和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正是其中具有标志性的典型。这一个镀金时代的经济实力快速累积实力，是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侵占领土、财产继承和政治实力争夺之外的方式而实现的大规模财富积累。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美国独立后的100年之内，这次工业革命有力地推动了美国日后成为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
“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能导致新的殖民主义的产生。”
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的财富新宠们，没有像过去的资本家那样只与贵族阶层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是更多地为他们的劳工们着想。一部分实业家认识到了他们的社会慈善责任：如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提倡“财富福音书”，运用他的财富去建造图书馆、博物馆、医院和学校。这种“分享财富”的方式是政府介入、缓解经济不平等的前奏。1886年，成立了美国劳动联合会，以制衡大公司的垄断势力。十年之后，“进步时代”开始了对公司和政治冗余的改革，而这些都是多年放任经济发展和薄弱的监管规范所造成的。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系列主要因铁路和银行倒闭而引发的金融恐慌之后，美国的中产阶级深陷于借贷、消费主义和投机而不能自拔。在1929年之前的八年中，股市市值增长了500%，而资金的来源却主要是小投资者，这些小投资者的财富在192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瞬间蒸发。大萧条期间，1.5万家银行倒闭，数百万美国人的储蓄化为乌有。这次深重的危机催生了美联储的建立、增加了联邦政府的开支、深化了政府对于自由市场的介入，以解决自由市场的固有问题。尽管自由企业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但政府还是应该对其进行监管，并及时撤下“丰盛宴会中狂欢纵饮的酒杯”。
新殖民主义和多民族融合的影响
生产的剩余创造大量财富和收入。当人们赚的比花的多时，就会把剩余的钱投资到市场中，而这些投资会加速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制造设施建设，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并积累更多的财富。但是，这种“正反馈”也不能够逃脱“边际收益递减原理”：生活的富裕会增加消费、减少储蓄，进而减少投资，同时伴随着政府规模的增加。当人们更多地关注短期利益而非长期增长时，储蓄率就会下降，增长也会随之放慢。
“依赖自由市场体系获得经济发展和繁荣的经济帝国也会在经济冲击、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面前显得更加脆弱。”
因此，经济帝国要想继续扩张就必须为它们的商品找到新的市场。正如18、19世纪某些国家建立殖民地以开辟新市场一样，现代的跨国公司采用新殖民主义逻辑来争取新的消费者或原材料。现代跨国公司的势力往往会跨越多个主权国家，具有买家垄断权的公司——也就是说，能够控制购买价格等条款的公司——主要通过支付低工资和抑制当地经济增长来获利。通过建立宿主国对于跨国公司的依赖，这些跨国公司能够从当地政府获得相当的特许权，比如税收优惠和基础设施补贴，等等。
但是，全球经济霸主也存在着固有的低效率。比如，跨国公司一直瞄准低价格的供货商和低成本的劳动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价格会由于经济活动的活跃而日益上升。技术的进步也缩短了经济霸权的持续时间，科学与技术（从供应链管理到生产流程）的快速传播，削减了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比如，互联网的全球普及有力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让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中国能够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那么2021年就能够从经济规模上赶超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然而，中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的持续时间可能更短。英国在二百年的时间内掌握着世界霸权，美国则只在霸主宝座上坚持了一百年时间。全球的竞争和全球化的加速会导致经济霸权的更频繁转移。
“赢家的诅咒”
能够创造并积累财富的强大经济会将其公民的注意力从生活必需品转向所渴望的服务，尤其是奢侈品。一旦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炫耀性消费”就开始占统治地位，这样，一个经济体就“从在缅街（Main Street）上生产机械转变为在华尔街（Wall Street）上生产财富”。剩余财富也激起了对于穷人的关注，这就需要政府介入，以提供私人企业不愿提供的社会服务，这就使得公共政策部门日益膨胀。
“一个伟大的文明总是在从外部攻破之前首先被从内部不攻自破。”——历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Will” Durant）
为了保证金融的健康发展，政府试图调控商品和资本自由市场。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讨论了如何在经济危机中调控需求这一论题。凯恩斯认为货币供给的增长会刺激消费者的消费，进而刺激新的银行贷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从而促进经济复苏。然而，政府的介入却必然会带来更高的税率或者更多的国债。尽管许多经济学家一直在探讨多大程度的政府介入才算恰到好处，以及政府介入到底是不是有积极作用这一问题，但经济学家们都同意，当经济衰退时政府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正如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所显示的那样，经济帝国可以在短时间内崩溃，导致崩溃的逻辑恰恰是铸就其经济霸主地位的同样逻辑。
“现代经济的实验室依然在不停地做着各种试验。”
富裕经济体的另一个特征是从依赖私人部门逐渐转向依赖政府部门，以保证增长的新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富庶社会的消费重点逐渐转移到娱乐上，而娱乐却对国家的GDP没有贡献。因此，经济发展的步伐放慢，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如何分配财富，而非如何创造更多的财富上。
像一名轻松领先的长跑者一样，长期称霸的经济帝国很难想象会有谁能超越自己。傲慢和自满渐渐滋生，当一个经济体从追赶者转换为被追赶者时，这个经济体也往往走到了经济发展轨迹的顶点。在经济演变的所有阶段中，这个时点所面临的挑战是最艰巨的：如何逆转自然规律，维持霸主地位。但是反思、创新和再接再厉能够激发“经济新秩序”。